沒有人從來不會羨慕比較有錢、比較漂亮或愛情運比較好的人。
這就是郭董難打的地方，台灣人習慣用經驗學習，而不擅推理、做利害比較。但當然，這些投射的人沒想過，若兩岸局勢緊張，中共是否會拿郭董的中國資產要脅。
而更可怕的是郭董本身也在進化中，一開始他親民接地氣，有種說不上的尷尬感，比如到民間友人夜宿，讓人有種高階長官視察的錯覺。因此，除了打媒體上的形象戰，檯面下的組織戰，也正在暗潮洶湧。還有，你有沒發現臉書、LINE現在滿滿都是郭董的廣告，這還只是初選喔。也很多基層說，郭能把鴻海這麼大的公司治理好，把台灣治理好也不是問題。隨後韓總雖說，反對一國兩制。
後來吃草、舔瓷更是經典的災難。退選後，支持阿公的人60%以上跑到郭那邊。這是法治精神和國家權力可預測性的邊界，回歸中國後，香港在這層顯然沉淪。
從併入中國隔年、1998年的「國旗案」侵害言論與表達自由。接之後來我們熟悉的香港國教議題，金融措施QDII，還有象徵意義很重的港澳大橋通車，這通通都是中國政府主權彰顯手腕，講白了就是東方明珠納入天朝麾下，再不如香港人自以為的特別，管你亞洲金融中心定位如何，中南海以降一條鞭才是真格，當今中聯辦坐館曾在記者會赤裸裸宣稱「只有一國，沒有兩制」就是明證。該年50萬人規模的「七一大遊行」寫下空前，香港年輕一輩多以此落槌公民意識，而類於香港國族想像的思考也在此年前後暗自發微。短短一週內，香江兩度超過百萬人規模的龐大遊行震撼全世界
然而，讓這些機構和網民們害怕觸碰紅線、願意自我審查的真正原因，和官方在2011年成立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（簡稱「網信辦」）有高度相關。有些看似敏感的話題，卻可能因為官方遲遲沒有明確禁止，媒體公司順應開放……網友只能隨機應變，自然限制了發言自由。
有些可能本來沒什麼的事情，因為很多人關注、為防民意聚集而被屏蔽。網信辦的職責正是監控網路媒體，一開始嚴抓無照製作深度報導的網媒和娛樂八卦，後來改打壓疑似汙衊過往歷史英雄人物的用戶，處罰的力度也越趨嚴厲，從關閉用戶帳號7～24小時，變成關帳7～30天，嚴重影響網路使用，進而讓營利導向的媒體乖乖服從。然而，當社會需要這股力量時，舉國上下卻是一片沉默，沒有人敢出面。卓新基金會亞洲新聞論壇此次邀請中國獨立媒體從業人員阿立（化名）和小玫（化名），由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林元輝擔任主持人、政治大學傳播學系郭力昕教授和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羅世宏教授與談，和大家介紹、討論現今中國社會的媒體新聞自由情況，以及建構公民社會的可能性。
」小玫進一步用手繪圖形容如今的中國網路生態，言論界線就和圖上方格內這些亂七八糟、有著各式方向紅線一樣，是隨機且不可預測的，令人避無可避，只能自己注意。他自嘲，盜版文化雖有違反智慧財產權的道德瑕疵，但只要想到盜版來源的西方國家多是曾掠奪他國文化的新、舊帝國主義者，或許可將盜版行為視為讓這些國家贖罪的方式，讓自己達成道德平衡。原本當天微博屏蔽了所有LGBT相關議題，但中午草案通過時，許多翻牆和牆外的用戶紛紛將消息回傳，忽然微博便解除相關屏蔽，讓「517國際不再恐同日」和「台灣通過同婚」兩關鍵詞登上熱搜排行。「517國際不再恐同日」和「台灣通過同婚」兩關鍵詞登上微博熱搜排行。
也因為心懷疑惑，讓他毅然決然繼續透過拍片和採訪，走向對抗社會的一方，尋找在中國拍攝獨立紀錄片和身為紀錄片導演的意義。2011年，官方開始嚴格控管網路，試圖掐滅可能的革命之火，尤其盯上涉入社會議題的獨立紀錄片。
Photo Credit：REUTERS/達志影像中國藝術家艾未未一直以藝術即行動為理念，他的作品除了大規模的現成物雕塑作品外，更活躍於建築、紀錄片、行動等等。民間力量復甦，社會看似有轉機，甚至出現線上呼籲與線下聚會合而為一的情況，八百多位網民齊聚在法院門口，抗議三網友案件被非法審判。
許多導演陸續被警方約談、審訊，影展也被強硬打壓，一路從斷電升級成警方暴力驅趕，這才有了開場播放那段警察強制結束北京影像展開幕式的混亂畫面。中國網路生態：防不勝防的言論審查5月17日是國際不再恐同日，也是今年台灣立法院正式三讀通過同婚專法草案的日子。忌憚於電影的強大渲染力恐動搖統治權，中國政府自1949年以來便嚴加控管電影的製作與放映，社會長期處在資訊封閉的情況。如艾曉明的紀錄片《天堂花園》，片中呈現識分子們挺身而出，要求政府處理約會強暴的問題。當影片產製可以由個人獨力完成，不用受限於官方，注重創作空間的獨立紀錄片得以開始發展。2014年，公開獨立影像展被全面封殺，紀錄片導演們和1989年後的中國文學一樣分成三派，一派選擇轉入地下化，一派選擇迎合官方，還有一派選擇流亡海外，心繫祖國繼續創作。
直到1997、1998年市面上出現了盜版電影、低價微小但畫質不錯的攝影機器（簡稱「低微機器」）和盜版剪輯軟體，大幅降低影像創作門檻，也促使資訊自由化和文化覺醒。唯有如狂風巨雷般的力量，才可讓死氣沉沉的社會重獲生機。
然而自從2007、2008年，紀錄片導演艾曉明和艾未未等人將自己的作品上傳到網路，拓展傳播管道，也拓展了紀錄片的功能－讓影像介入社會、改變社會。」除了1950年代的盜版西洋黑膠唱片，1960、1970年代的盜版原文書，被指定成大學教科書，大幅提升台灣知識界水準。
經營中國獨立媒體的小玫表示，這種矛盾的操作充分反映現今中國網路管制的情況。圖：翻攝自微博一個議題能談不能談，本來就是模糊的。
文：劉雨婷｜特約記者報導九州風雷下的舉國沉默－無人能抗的消聲中國2019亞洲新聞專業論壇：中國場（編輯前言：為了保護中國場的兩位中國獨立媒體從業人員主講人，本篇報導採取化名阿立和小玫，並省略足供辨識其身分之紀實內容，祈請讀者理解海涵。2019年，適逢五四運動一百周年、中國共產黨建國七十周年、和六四事件三十周年，然而中國卻面臨各類媒體及人員被打壓、網路管控益發限縮、自由公民社會被扼殺之困境。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羅世宏教授引用龔自珍《己亥雜詩》中的兩句，形容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，無人敢反抗的「消聲」中國社會。審查從來就不是針對真正假的訊息。
當時中國轉變成公民社會的可能性，我覺得是有的。「在中國發表訊息就像衝浪，每天的天氣風力都不一樣……它是有一定規律的，但你沒法很精確地說出來，你只能從每天的工作中去『感受』。
生機勃發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從此陷入一片寒冬。林元輝教授主持（右二）、郭力昕教授（左二）和羅世宏教授（左一）與談 | 劉耘天攝中國獨立紀錄片：從追求藝術到改變社會為何我只是個追求藝術的文藝青年，卻在拍片後被官方視為國家敵人？曾經因為紀錄片內容觸碰到了部分社會現實，而被警方約談的獨立導演阿立坦言，被政權監視的壓力和威脅，讓他曾恐懼到打算結束創作生涯，不斷質疑自己當初拍片的目的和意義何在。
然而，自2010年十月突尼斯發生茉莉花革命後，一切都變了。為保護中國場主講人，特隱姓埋名藏形（右一）。
阿立表示，早期獨立紀錄片的導演們，多半將紀錄片視為藝術作品，並無特別的政治意涵，然而艾未未等人卻不一樣，他們是透過紀錄片呈現社會問題，喚醒大眾的公民意識。她分析，這些被賦予屏蔽權的機構，如媒體公司、警察和官方負責管理媒體的宣傳部門等，其評判標準不過是自己揣摩政府的意思罷了，而非有明確規範。由於他的異議、行動者的特色，使得他遭受中國官方的壓抑，2011年他遭中國扣押、並限制出國，直到2015年才重得出國權力也因為心懷疑惑，讓他毅然決然繼續透過拍片和採訪，走向對抗社會的一方，尋找在中國拍攝獨立紀錄片和身為紀錄片導演的意義。
Photo Credit：REUTERS/達志影像中國藝術家艾未未一直以藝術即行動為理念，他的作品除了大規模的現成物雕塑作品外，更活躍於建築、紀錄片、行動等等。2011年，官方開始嚴格控管網路，試圖掐滅可能的革命之火，尤其盯上涉入社會議題的獨立紀錄片。
她分析，這些被賦予屏蔽權的機構，如媒體公司、警察和官方負責管理媒體的宣傳部門等，其評判標準不過是自己揣摩政府的意思罷了，而非有明確規範。直到1997、1998年市面上出現了盜版電影、低價微小但畫質不錯的攝影機器（簡稱「低微機器」）和盜版剪輯軟體，大幅降低影像創作門檻，也促使資訊自由化和文化覺醒。
阿立表示，早期獨立紀錄片的導演們，多半將紀錄片視為藝術作品，並無特別的政治意涵，然而艾未未等人卻不一樣，他們是透過紀錄片呈現社會問題，喚醒大眾的公民意識。如艾曉明的紀錄片《天堂花園》，片中呈現識分子們挺身而出，要求政府處理約會強暴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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